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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消费比例为何失衡

2019-07-02 13:04:13 | 来源: 食材

投资消费比例为何失衡

现行分税制的制度安排使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推动投资快速增长内在动力,政府作为“经济人”的特征越发明显,政府主导经济的职能日益强化,这是十多年来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收入分配长期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形成了政府和企业储蓄偏高的局面。一方面,政府拥有高储蓄,但政府消费却很少。与国外相比,我国政府消费率相对偏低。另一方面,企业储蓄较多,大量资金支撑企业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对投资高速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长期维持这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收入分配格局,对投资消费比例关系不协调产生了重要影响。“十五”期间,按国民经济核算口径,我国投资率从38%逐年提高到43.36%,消费率从59.77%逐年下降到52.14%,投资消费比例关系不协调的问题逐步凸现。尤其是我国的投资率在世界范围内突出地高。按照固定资产投资占支出法GDP比重计算,2005年我国投资率为48.37%,比“十五”初期提高了近15个百分点,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左右)1倍多,不仅创下我国投资率新高,而且远远超出其他国家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今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2.8%,两者增幅差距依然较大。在国内生产总值使用中,资本形成总额比重同比上升1.1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比重则下降2.4个百分点。按此趋势发展下去,投资率将继续创出新高,投资消费比例关系不协调必将达到空前的水平。2004年以来,宏观调控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为主要目标,但投资“调而难下”;1998年以来,我国始终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消费却长期“启而不动”。近年来投资消费比例失衡持续恶化的现实表明,宏观调控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投资过热、消费不振有直接的经济原因,更有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却在于实施了近十多年来的“分税制”和收入分配制度。财税体制不合理使投资调而难下1994年“分税制”开始实施,当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从1993年的22%提高到55.7%,此后稳定在50%左右,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54.9%和52.3%。而同期中央财政支出比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从1994年的30.3%下降到2004年的27.7%。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分配不对称的问题逐渐凸现。在地方财力被层层集中、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得到提高的同时,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存在扩大趋势。地方政府不仅要提供本行政区域内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有的还必须承担义务教育等本应由中央财政承担的,一些专项配套资金、法定支出、政策性增资等“上级出政策,下级掏票子”的做法普遍存在,这些给地方财政带来巨大的支出压力。为满足支出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扩大财源。在我国增值税比重过高的税制安排下,扩大投资成为财政增收的理性选择。在2004年的税收收入中,增值税占48.95%,而直接税主体——所得税仅占22.6%,其中企业所得税比重更低。据OECD的统计资料分析,工业化国家增值税约占17%,而所得税比重为35%左右。增值税是对经济行为征税,征管难度较小;所得税是对经济成果征税,征管难度大。利用投资扩大增值税收入从而达到增收的目的来得更为容易。近几年地方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重均在80%以上。今年前三季度,在总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中,中央项目占10.85%,地方项目占89.15%。更重要的是,增值税比重偏高、所得税比重偏低直接导致各地普遍重视投资规模的扩张,而忽视投资效率的提高,出现了大量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投资规模被各地的投资冲动不断推高,争项目、抢投资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投资增长岂有不高之理?此外,在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中,契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与不动产有关的税收,都属于地方的固定收入。要增加这部分收入,比较直接的形式就是促使不动产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过快,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政策,但收效很小,这与大部分不动产税收完全归地方所有的税制安排密切相关。对于旨在为地方政府增加财力的投资项目,宏观调控措施难以奏效。第五百三十七章坦荡从7月份开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回落,但这种回落仍旧是阶段性的,并不构成趋势的根本性改变。导致投资回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近年来银行信贷投放年内“先松后紧”,固定资产投资相应地形成先加速后减速的规律,下半年投资本身有下行压力,连续出台的紧缩货币政策对投资的抑制作用逐步显现;另一方面,行政手段短期内发挥了巨大的压缩作用,国家对一些违规项目进行了清查,有的作出严肃处理,对于贯彻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保持政令畅通产生了积极影响,部分地区的投资活动有所收敛。但减少的主要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投资,这些项目比较容易通过行政手段压缩下来,而一些地区的投资项目能够为当地政府开拓财源、兴办各种事业创造条件,有的甚至是当地财政的主要来源,成为解决就业、保持稳定的重要手段,这类项目很难通过宏观调控压缩下来。江苏“铁本”和河南“汝州铝业”等虽然被压了下来,但压缩过程中也是阻力重重,类似的投资在全国范围内仍普遍存在。现行分税制的制度安排使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推动投资快速增长内在动力,政府作为“经济人”的特征越发明显,政府主导经济的职能日益强化,这是十多年来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分税制在1994年开始实行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提高政府税收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增强财政的调控职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埋下了恶化投资消费比例关系的种子。十多年后,这种弊端越来越明显,甚至发展到大大恶化投资消费比例关系、延缓经济结构调整、拖了宏观调控“后腿”的地步。近年来,我国税收增长速度均高于20%,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增长较大,财力比较充足,目前正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除了要尽快推广增值税转型和“两税合一”外,可以考虑在调整增值税和所得税比例方面着力推进改革,在划分中央和地方税种方面作适当调整,既要给地方稳定的税源,又要有利于中央进行宏观调控。总之,分税制“当改则改”,失调的投资消费比例关系才能逐步矫正过来。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使消费启而不动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工资性劳动报酬增长缓慢,是消费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受“重积累、轻消费”思想的影响,我国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的增长快于劳动报酬的增长。据央行统计,1998年至2005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名义年均增长30.5%,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6%,均高于同期GDP增速,而同期城镇单位劳动报酬总额年均增长9.9%,低于同期GDP增速。今年前三季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799元,扣除价格因素,比去年实际增长10%,仍然低于同期10.7%的GDP增速。收入分配长期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形成了政府和企业储蓄偏高的局面。2005年末,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7.3%,比1998年提高5.6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预算内收入和转移支付外,预算外收入和土地收入对地方政府的财力贡献不可小觑。据估计,2004年预算外收入和土地收入占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35%左右。政府的财力持续获得提高,初步推算,目前我国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约为6%,而美国、法国、日本分别为-0.9%、0.3%、-2.野蛮先生今日开播来疯直播携手袁腾飞疯玩历史2%,同样是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只有1.5%。2004年,我国企业储蓄占GDP约20%,比美国和法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一方面,政府拥有高储蓄,但政府消费却很少。与国外相比,我国政府消费率相对偏低。有学者对118个国家1960年-1985年数据进行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政府消费率平均为23%,其中亚洲为25%,而目前我国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另一方面,企业储蓄较多,大量资金支撑企业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对投资高速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长期维持这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收入分配格局,对投资消费比例关系不协调产生了重要影响。国有垄断企业职工收入过高产生分配不公问题,收入差距加大不利于消费水平提高。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近年来中央企业利润大幅增长,从2003年的3000多亿元提高到2005年的6000多亿元。利润主要集中在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全国40家国有垄断企业利润总额达到中央企业利润总额的95%,其中有12家企业利润超过100亿元,利润总和占央企总利润的78.8%。这些企业主要来自石油、石化、冶金、通信、交通运输和电力等行业。在国有垄断企业利润大幅上涨的同时,这些企业职工的工资及福利都出现了超常增长。2005年,中央企业人工成本同比增长13.5%,超过同期销售收入7.4个百分点。在全部169家中央企业中,人工成本同比增长超过30%的有55家。按2004年职工人数计算,平均人工成本少则五、六万,多的有12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国有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至3倍,考虑到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使社会成员普遍感到收入分配不公,低收入者的需求因没有相应的购买力而得不到满足,高收入者却因消费倾向不断降低而减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消费水平提高的难度不断加大。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是依靠经营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源取得的,而且往往是通过行政垄断提供产品定价、依靠侵蚀下游行业利润得到的。这部分利润应该以分红的形式上缴政府,由政府进行二次分配,投入公共产品领域,让全体人民分享。就业增长放缓导致收入增长缓慢,影响了消费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但就业增长出现了放缓的态势。2003年至2005年GDP增长分别为10%、10.1%和10.2%,是1994年后增长最快的三年,而同期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4.3%、4.2%和4.2%,是改革开放后最高的三年。全国就业人员数在1990年至2005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而1998年至2005年平均年增长为1%。改革开放以来城镇人口从业率在1990年达到最高56.44%,此后持续走低,2003年降到48.95%。2003年后,就业形势虽有好转,但新增就业机会反而出现下降,2003年城镇新增就业925万人,2004年只有837万人。在2004年以来的投资热潮中,大量投资是用于城市基中国速度再破极限苏炳添9秒91平百米亚洲纪录础设施建设的非生产性投资,增加的工作岗位有限。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使工作岗位增长缓慢。很多先进技术设备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较差,劳动在投资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同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量下降导致吸纳劳动力减少。根据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全国共有法人单位532万户,每千人只有4.07个,比韩国和中国台湾上世纪50年代的水平还要低。据统计局调查,1998年企业法人数为262.8万家,2004年为325万家,仅增加了62.2万家,平均每年仅增加10万家法人企业。前不久工商总局公布2005年内资企业为350万家,比上年减少了30.1万家。值得关注的是,高收费、乱收费对创业环境产生不利影响,1999年至2004年在工商总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也减少77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28万户。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企业数量和个体工商户不升反降,严重影响了新增就业数量。广大劳动者不能充分就业,不能通过劳动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严重制约了消费水平的提高。部分招商引资和房地产开发中的有关政策恶化了投资消费比例关系。许多地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通常以廉价土地使用权作为优惠条件吸引投资商。这些土地主要是农民的耕地和政府储备土地。征用耕地的补偿标准目前仍然偏低。国土资源部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很多地方政府虽然执行了30倍的最高标准,但仍不能使农民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财政状况不好的地区更是压低补偿标准,甚至拖欠、挪用补偿费。在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中,全国清理出拖欠、截留、挪用农民征地补偿费高达150亿元。失地农民没有获得足够的补偿,不仅当前消费水平不能提高,长远生计都难有保障,更谈不上扩大农村消费能力。对于政府储备土地,很多是政府以土地作为抵押取得贷款而获得的,廉价提供给投资商意味着政府承担了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大力推动房地产投资和开发,利用持续走高的房价收回给企业的土地优惠,同时获得较高的房地产相关税收。国家旨在稳定住房价格的房地产调控已经出台了一段时间,但房地产价格却维持了高位运行的态势,与此不无关系。今年前3季度,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增长5.5%环比上涨0.4%。其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6.7%,涨幅比上季度高0.3个百分点。商品住宅价格持续上涨,大量侵蚀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多城市购房者正在以自身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两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储蓄购买自住房屋,当前消费能力和未来消费能力受到很大影响,严重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投资屡调不下、项目仍“顶风”上马,症结在于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间接税比重过大、中央和地方税种划分不合理的财税体制;消费屡屡不能启动,发挥不了对经济的主导拉动作用,与多年来的收入分配制度密切相关。对于投资消费比例失调问题,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从制度层面进行改革和完善才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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